即時中心／黃于庭報導
1947年，台灣仍瀰漫著戰後未散的動盪氣息，社會對於新政權的不安與失望逐漸升溫。同年2月27日傍晚，一場查緝私菸衝突點燃民怨，翌日，全台掀起大規模抗爭；然而，政府選擇派軍鎮壓，無數起血腥清鄉與逮捕行動，讓不少家庭瞬間遭逢劇變。這場被稱為228事件的歷史悲劇，不僅改寫戰後台灣的政治軌跡，更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
一、戰後接收：社會期待與落差
1945年10月25日，國民黨政府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宣告接收台灣，時任最高行政長官為陳儀。許多台灣民眾期待政治開放與社會改革；然而事與願違，實際運作仍沿襲戰時體制，行政長官公署權力集中，缺乏民意監督。
經濟層面問題尤為嚴重，政府實施統制經濟與專賣制度，菸、酒、樟腦等由官方壟斷，接收過程混亂，大量資產被沒收或轉移，引發「接收即掠奪」民怨四起；不僅如此，國共內戰消耗財政，物資短缺、通貨膨脹惡化，市井苦不堪言。
政治方面，本省菁英多被排除於權力核心之外，較高階職位，如行政與軍警職位由外省人士主導，加上語言、文化與治理風格差異，使社會裂痕逐漸擴大。
二、導火線：2月27日私菸衝突
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北市延平北路一帶，專賣局查緝人員取締1名販售私菸的林姓婦人，不僅查扣其財物，過發生毆打衝突，讓一旁的圍觀群眾憤怒抗議，緊張情緒不斷升高。
未料，查緝人員為驅散人群開槍示警，卻擊中旁觀民眾，造成1人死亡。此起意外消息迅速傳開，對許多台灣民眾而言，這不只是私菸糾紛，而是長期壓抑情緒的臨界點。
三、全面抗爭：2月28日全台動盪
翌日清晨，大批民眾聚集於專賣局與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懲處相關人員、改革制度；孰料，軍警再度開槍，釀成更嚴重死傷，情勢全面失控。廣播電台一度被民眾控制，消息透過電波傳遍各地，包含基隆、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城市，相繼爆發示威與衝突。
然而，抗爭並非單純暴動，各地仕紳、律師、醫師與知識分子組成「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像是實施地方自治、改組行政長官公署、開放言論與新聞自由、保障台灣人參政權等。
四、軍事血腥鎮壓：屠殺到清鄉
面對群眾壓力，陳儀表面上與地方代表協商，並宣布接受部分改革意見；但同時，他已向南京政府請求軍事支援，當時國民政府主席為蔣中正。3月8日，援軍於基隆港登陸，展開軍事鎮壓行動。
軍隊進駐後，在基隆港口與市區進行大規模掃射與逮捕；高雄火車站周邊發生激烈衝突；嘉義、台南等地亦出現清鄉行動。軍警依據名冊或檢舉逮捕地方領袖與知識分子，許多人未經公開審判即遭處決或失蹤。
受害者涵蓋醫師、律師、教師、學生、民意代表與企業人士。學界推估死亡人數約在1萬至3萬人之間，但因檔案不完整與當年封鎖資訊，確切數字至今無法完全確認。
五、沉默年代與白色恐怖
1949年，國民黨政府宣布實施戒嚴，軍方取得高度權限，軍事審判可處理大量政治案件，展開長達38年的威權統治。事實上，《懲治叛亂條例》以「意圖顛覆政府」或「為匪宣傳」等模糊罪名定罪，最重可判死刑，且條文範圍廣泛，使許多言論、閱讀、組織行為都可能被視為叛亂。
此期間發生大規模政治審判與思想管制，被稱為白色恐怖，根據官方與學界整理，政治案件約2萬至3萬人被審判，其中約3000至4000人遭處決，更多人遭長期監禁。期間重大案件包括1960年雷震案、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4年江南案。
六、解嚴後的平反與轉型正義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威權體制雖表面穩定，不過，內部壓力卻越發明顯，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勞工抗爭逐漸浮現；國際情勢部分，台灣與美國1979年斷交後地位受挫，更有許多企業界與知識界認為，長期戒嚴不利國際形象與發展。
1987年，掌權者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逐步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報禁、黨禁陸續鬆綁，那些以前「不能說的事情」，像是228事件公開討論、政治受難者平反，相關討論開始進入公共空間。
七、歷史意義與持續辯論
1995年2月28日，時任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首次以國家元首身分，公開向228事件受難者及家屬道歉；而他的談話在歷史意義上也是明確轉折，不僅定調該事件是歷史悲劇，國家必須承擔責任，同年成立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受難者認定、處理賠償與調查。
1997年，2月28日被定為和平紀念日，並成為國定假日。直至今日，轉移正義工程仍持續推動，包括檔案解密、不當黨產處理與威權象徵檢討，歷史不再只是受難者家庭的私密記憶，而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