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中心／顏一軒報導
總統賴清德近期拋出核電重啟議題，強調政府將秉持「核安無虞、核廢有解」，並在社會具備共識的前提下審慎評估，引發在野黨質疑與批評。回顧台灣核能政策發展，其本質從來不是單一技術選擇，而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針對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社會風險所進行的「動態調整」（Dynamic Adjustment）。核三廠二號機已於去（2025）年5月17日停止運轉，台灣已正式邁入「非核家園」；而今（2026）年5月13日立法院完成《核管法》修法，使台電得以提出核三再運轉計畫，也體現賴政府在既有政策路徑上，展現更具彈性的治理思維，試圖在多重目標之間尋求平衡。
回顧歷史，台灣自1970年代起發展核能發電，正值石油危機與工業快速成長時期。在高度仰賴進口能源的結構下，核能一度成為穩定供電的關鍵支柱；核一、核二與核三電廠相繼運轉後，核電占比曾突破五成，支撐台灣經濟起飛及產業發展。
不過，隨著國際核災事件（如車諾比、福島）接連發生，加上民主深化，社會對於核安與核廢料處理的疑慮逐漸升高；特別是核四爭議長期延燒，最終於2014年封存，象徵台灣能源政策出現結構性轉向；此後「非核家園」逐步成為主流政策方向，核一、核二機組陸續除役，核三廠亦於2025年5月17日停止運轉，台灣正式邁入「非核發電」階段。
擁核、反核並非二分法思考
「非核家園」並非意識形態式的單一選項，而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對安全風險與社會共識的回應；全球能源局勢近年劇烈變動，俄烏戰爭衝擊能源供應鏈，各國重新檢視能源配置；同時，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壓力升高，低碳電力需求大幅增加；包含歐洲與亞洲多國，皆不再以「擁核或反核」的二分法思考，而是回到務實評估。
以日本與南韓為例，這類國家曾經明確推動去核，但在能源與產業壓力下，選擇大幅修正政策。日本在福島事故後一度全面停用核電，但自2022年起轉向「最大限度利用核能」，並陸續重啟機組與規劃新一代技術。南韓則在政權更替後，從去核政策轉為積極發展核能，不僅恢復國內建設，也推動核電出口，將其視為國家產業戰略的一環。這類國家共同面臨的，是高度依賴進口能源與龐大工業用電需求，一旦缺乏穩定基載電力，將直接影響經濟安全。
至於德國在2023年正式完成廢核，但隨著電價上升與能源壓力增加，國內開始出現重新檢討核能的聲音。產業界憂心競爭力流失，部分政治勢力也提出研究新型核能技術的可能性；雖然政策尚未轉向，但原本穩固的反核共識已逐漸出現裂痕，顯示能源現實正挑戰既有價值。
另一方面，福島核災屆滿15週年，日本能源政策正處於關鍵轉折點。東京電力上月重啟全球最大的柏崎刈羽核電廠，象徵核能復興的爭議性回歸。面對中東局勢推升天然氣價格，以及人工智慧與資料中心快速發展帶來的用電需求，日本政府選擇透過核電重啟與延長機組壽命來確保能源供應穩定。
在此背景下，台灣也面臨結構性挑戰，半導體（Semiconductor）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產業快速擴張，用電需求持續攀升；另一方面，如何在減碳目標與能源穩定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政策核心課題。賴政府此時提出「依法評估核電重啟」，並非政策轉彎，而是回應國際趨勢與國內需求的務實調整。
此次《核管法》修正，重點在於建立制度彈性，讓既有核電機組在符合安全標準的前提下，得以進行延役或重啟評估；換言之，這並非直接決定重啟核電，而是讓專業檢測與科學數據成為決策依據；同時，政府也一再強調三大前提不變：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有共識。此一政策架構，正是試圖在能源需求與社會信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從歷史脈絡來看，台灣核能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70至1980年代的擴張期，核能作為經濟發展支柱；1990年代後的轉型期，核能占比下降、社會爭議升溫；以及近年的除役與再評估期，在非核政策基礎上，重新納入多元能源選項（如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再生能源與氫能等）。
當前核能議題的再度浮現，並不代表政策「倒退」，而是能源治理進入更成熟階段。政府在維持非核目標的同時，也保留因應變局的彈性，這正是負責任的執政態度。
展望未來，台灣能源政策的關鍵，不在於簡化為擁核或反核的對立，而在於如何在安全、減碳與穩定供電之間，建立一套可長可久的制度；核能是否重啟，最終仍須回到專業審查與社會對話；但可以確定的是，能源轉型不會有單一答案，唯有持續調整，才能在變動的國際局勢中，確保國家發展的韌性與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