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上報
2026年4月，美軍一架F-15E戰機於伊朗境內遭擊落，一名武器官跳傘後負傷落地，此事件演變為一場高風險人員搜救行動。由於事發地點深入敵境，伊朗防空系統與地面部隊仍具作戰能力，傳統戰鬥搜救（Combat Search and Rescue, CSAR）難以直接執行。其後，美軍透過欺敵、特種部隊滲透與空中掩護等行動，歷時數日成功完成撤離。此次行動由特種部隊主導，而非空軍搜救單位執行，顯現美軍在高強度戰場環境下執行人員搜救任務的彈性與聯戰協調能力。
CSAR體系與任務型態轉變
長期以來，美軍CSAR係由空軍傘降救援隊（Pararescue, PJ）為核心，其具備高空滲透與醫療專長，為人員救援任務的專業執行單位。然而，本次F-15戰機失事人員搜救係由海豹六隊主導，顯示其任務環境已非傳統CSAR適用範圍。由於伊朗境內防空火力尚存，同時地面部隊持續搜尋，美軍失事飛行員面臨被俘的高度風險。在此情況下，任務核心不再是「快速進出」，而是「隱蔽滲透、敵後接戰與安全撤離」，海豹六隊具備的戰鬥專長更適執行此次任務，此反映人員搜救任務正呈現特種作戰化趨勢。
飛行員被俘的政治效應
過去，美軍飛行員被俘經常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1960年，U-2飛行員鮑爾斯（Francis Gary Powers）遭蘇聯擊落俘虜，由於美方事後否認並遭揭露，導致美蘇關係惡化加速冷戰對抗。越戰期間，飛行員馬侃（John McCain）被北越俘虜，其父時任太平洋總司令，北越試圖透過釋俘利用其身分進行宣傳。前揭案例顯示，被俘人員可能成為政治與心理戰工具，因此美軍極力避免人員落入敵手，以降低戰略與政治面向上的風險。
不遺棄任何一個人的軍事價值
「不遺棄任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係美軍核心價值，這種觀念體現在多次搜救行動中。例如，1995年波士尼亞衝突中，一架F-16C戰機遭地面砲火擊落，美軍為搜救飛行員歐格雷迪（Scott F. O’Grady）上尉，部署一艘兩棲突擊艦「奇爾沙治號」（USS Kearsarge, LHD-3）與直升機編隊執行這項任務。此次F-15E搜救任務雖成功撤出人員，卻損失了A-10攻擊機、MC-130特種作戰飛機與 UH-60 直升機等多架飛機，成本極其昂貴。然而，這種核心價值卻可強化士兵對軍隊的信任，使其在高風險戰鬥環境勇於執行任務，成為維繫士氣與戰力穩定的關鍵因素。
從戰場搜救到遺骸尋回
美軍對戰場人員搜救的概念，更進一步延伸至戰後失蹤人員搜尋與身份鑑識，國防部戰俘及失蹤人員鑑識局（Defense POW/MIA Accounting Agency, DPAA）負責對全球失蹤美軍進行追查工作。該機構運用法醫學、DNA技術並結合歷史檔案分析，執行美軍遺骸確認工作，其範圍涵蓋越戰、韓戰乃至二戰，包括「駝峰航線」（The Hump）空運任務中失事機組人員的搜尋，透過現代科技與組織制度結合，美軍持續履行將人員帶回的信條，這是國家與軍隊對軍人與軍眷的長期承諾。
綜上分析，此次搜救行動得以成功，展現美軍人員搜救行動的高度靈活性，其視戰場環境調整兵力組成，加上不同特戰單位間的高度協調能力，使任務得以在高威脅條件下仍能成功執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美軍為了撤出敵後官兵，願意承擔高度作戰風險與武器載台損失。「不遺棄任何一個人」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價值與制度的高度體現，此種信念將強化官兵對國家與部隊的凝聚力，成為美軍維持長期戰力的關鍵性要素。
※作者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轉載。原文出處。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