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
長久以來，每年夏天我們都會有一段放鬆的旅遊。今年也不例外。這幾天，我們正在挪威自駕旅行，但我的心情卻沒有放鬆，甚至有點睡眠不足。
白天，我要開車趕路；夜晚，我還要寫文章，因為故鄉正面臨重大的民主危機。很多人問我，都在國外住三十幾年了，為何還這麼關心台灣？
在這個關鍵時刻，就讓我來表白一下吧！
我在嘉義偏鄉長大，從未想過移居美國。一直到大學畢業，我的夢想就是到台北打拼。退伍後，我在台北找到工作，才發現美國學位在職場很值錢。
經過投資報酬率的試算，我決定到美國攻讀企管碩士。在最後一學期的期末考結束後，我立刻回台灣找工作。
那是經濟起飛的年代，我很快就賺到第一桶金。諷刺的是，這時我發現自己的金錢慾望不強，但追求真理的慾望很強。更不幸的是，我發現自己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不適合從商。
在三十五歲那年，我決定轉換跑道，二度赴美攻讀管理博士。這是一個歪打正著的決定。
我決定走進學界，不是因為我喜歡讀書，而是因為我不喜歡從商。在台灣求學的時期，我未曾名列前茅，但擅長臨陣磨槍，而且都能低空掠過。
進了博士班之後，我才發現自己是讀書的料子，還好為時不晚。接著我長話短說⋯⋯⋯。
投入學術研究近二十年，我在2013年升正教授。當時我在暱稱「加拿大哈佛」的毅偉商學院任教，原本認為學術前景一片光明。
剛進入北美學界時，我不覺得寄人籬下，因為年資尚淺，本來就上不了主桌。晉升正教授之後，我仍然上不了主桌，除非自願扮演老二的角色。
我生性不怕衝突，膽識夠，還有據理力爭的個性。升上正教授之後，我選擇扮演自己，不平則鳴。很快的，同事發現我是難搞的亞洲人。
隨著經濟能力的提升，我們也住進菁英社區。除了見面打招呼，鄰居跟我們少有往來。原本我以爲這是白人文化，後來我才發現我們不在他們宴客的名單。
在北美定居下來後，我們經歷多次不愉快的事件：
～辦理居留權時，我們先要身體檢查。醫院職員堅持我們親自領取報告，即便我們願意負擔郵資，對方還是拒絕郵寄。我找到主管申訴後，事情才獲得解決。
～我們在住家附近的公園散步，有兩隻大狗直接衝向我們。我告訴主人公園規定狗要上鍊，結果對方反嗆沒我們的事，因為這不是我們的國家。
～有個鄰居宣稱我家後院的樹擋到他們的視線，要求我們砍除，還請律師寫信威脅提告。還好我不為所動，也請了律師迎戰，最後對方龜縮了。
整體而言，北美社會待我們不薄，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國家，難免有歧視事件發生。對這些不愉快的歧視事件，我坦然接受，因為移居北美是我們自己選擇。
當年我選擇留在美國，學術環境是最大的原因。此外，美國的自由開放也讓我如魚得水，不需克制言論。更自私的考慮就是生活環境的差距。
定居美國三十多年後，過去的考慮已不再適用。台灣的學術環境進步了，政治也全面民主化了，連生活環境都改善了。台灣已經變得不一樣。
最近幾年回台灣，我心中都有一個感慨：如果我晚三十年取得博士，就沒有非留在美國的理由。要不是學術生涯已接近尾聲，我會選擇搬回來。
對台灣的未來，我心中充滿樂觀，也慶幸自己有個隨時可以回去的故鄉。
去年大選結束後，我心中的樂觀消失了。原來台灣的民主有重大瑕疵，竟然還被敵人利用來進行內部顛覆，阻礙台灣的進步，甚至讓台灣走回頭路。
如果台灣的民主瑕疵未獲矯正，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子弟必須再度離鄉背井追求前途，我也不再有一個隨時可以回去的故鄉。
基於以上兩點考量，年初我就加入溫哥華罷團，頻繁在臉書發文聲援各地罷團，為民主重開機提出更多論述。最近一次回台灣，我更是馬不停蹄，抓住每一個守護台灣民主的機會。
這幾天我們在挪威自駕遊，心中充滿感觸。這是人口不到六百萬的小國，產業基礎薄弱。儘管如此，挪威人沒有國族認同衝突，也無意識形態的內耗。對國家未來的走向，挪威人有高度共識。
如果我們也有類似的共識，以現有的產業基礎，加上人民的勤奮，台灣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國家。雖然我未必看得到，但後代子孫一定可以享用到。
以上就是他鄉遊子的告白：台灣的民主必須重開機，我們的社會才能繼續往前行，不走回頭路。這是我支持大罷免的原因。
本文轉載自：翁達瑞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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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達瑞（陳時奮），美國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王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