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子萱
用來淘汰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在抓出問題教職人員同時，也犧牲一群無辜老師。教育部端出新版修法草案，仍未解決學校辦案權限過大、大小案分流界線不明等痛點。
在東部某所國小擔任美術科教師的元元 （化名），投入教職已逾25年，班級經營備受肯定的他，長年被安排擔任班導師。如今桃李滿天下，許多學生已經為人父母，會帶著孩子來探望他，還有學生找他幫忙寫推薦信。看著這些幼苗萌芽、成長茁壯，是元元最有成就感的時刻。
他從沒料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成為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校事會議）主角，面臨解聘危機。而一切事發源頭，竟只是部分學生在課堂上沒有吃到餅乾和糖果……。
校事會議機制存疑 未必回應教育現場的複雜性
2023年9月，元元接下中年級班導師，迎接一批新生。為了鼓勵孩子積極學習，他以「集點」設計獎勵制度，讓集滿一定點數的孩子，能參與手作點心的「餅乾日」。
然而，班上A生、B生一直有遲到和作業未交等情況，累計的點數不足，元元曾主動聯繫兩位學生家長，但未獲回應，兩位家長也雙雙缺席班親會。此外，元元自己生日時，曾買來糖果分享給全班同學，因為A生、B生不在教室，還有另兩名學生感冒，糖果暫時被存放在冰箱裡。
沒想到，開學一個多月後，A生家長突然氣沖沖跑到學校，控訴元元「刻意不給孩子糖吃」、「用點數處罰孩子」，要求他道歉。當天上午，校長隨即與家長溝通座談，下午火速召開校內教師評審委員會（教評會），直接解除元元的導師職務。
但風波沒有就此平息。三天後，元元收到校方「校事會議」通知，原來A生、B生家長不滿元元只是調離現職，又聯手控告他有「言語傷害及恐嚇」、「不願面對與溝通」等不適任行為，在正式開會前，校長已揚言祭出解聘處分。
「我沒有體罰學生，整件事甚至連『師生衝突』都稱不上，只是有學生沒吃到糖果、餅乾，我就被一狀告到校事會議，糾纏2年多……」元元聲音顫抖地說。
當時校事會議耗時一個多月，經過三次訪談調查後，委員們認定元元「教學不力」，具體罪狀包括「以言語等方式羞辱學生」、「教學行為失當」、「親師溝通不良可歸責於教師」，移請該縣市的教師專業審查會輔導。
即使經過輔導，校內考核委員會兩次表決，都認為不須懲處元元；但校長見狀不滿，要求更改考核結果，最後元元被記上一支小過、考績乙等。他向教育部再申訴獲得翻案，但校長竟不甩中央決議，還回頭記元元一支新過。
失靈制度碰上惡質校長，讓元元承受莫須有的指控，隨著謠言四散，更逐漸失去家長、同事甚至自己家人的信任。身心俱疲的他，好幾次差點撐不下去。
本刊致電當事學校，負責人僅表示，校內人事已換新一輪，還需向時任行政同仁了解舊案狀況，本刊進一步詢問，但截稿前未獲最新回應。
「坦白說，教育界絕對有不適任的老師，但現在這套機制，真的能篩出真正有問題的老師嗎？」元元質疑。
接獲申訴七日內須展開調查 立意良善卻頻被濫用
這場在全國高中及國中小教學現場捲起的校事會議風暴，源自5年前一項修法。
2020年，為了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教育部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下稱《解聘辦法》），推出「校事會議」新制。若有教師涉及性平、體罰或霸凌、侵犯兒少權益、明確違法行為、教學不力等《教師法》所規範的17項情形，只要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相關事件，應在7天內召開校事會議，由學校展開調查。
最後經校事會議審議調查結果，若認定該師不適任，後續將提報學校的教評會，予以停聘或解聘處分；而若校事會議決議該師可繼續任教，則會提報學校考核會審議，祭出申誡、記過等懲處，將會影響教師的年終考績。
事實上，學校內部本來就有教評會和考核會機制，可以停聘、解聘或懲處違規教師；但由於這兩個委員會全由校內人員組成，長年以來被詬病「師師相護」，難以真正淘汰不適任教師。
為此，教育部才增設校事會議機制，明定由五名委員組成，包含校長、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和行政代表，以及一名教育、法律、兒少權益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此外，在台中豐原高中爆發師對生霸凌輕生案後，教育部2024年也修正《解聘辦法》，要求校事會議所組成的3到5人調查小組，全都得是外聘委員，由學校從中央人才庫挑選專家學者。
然而，這套立意良善的新制度，5年推行下來，卻遭到部分家長、學生和校長濫用，出現不少事證模糊、甚至匿名的惡意檢舉。而在家長和輿論壓力下，許多學校不得不出手主導辦案方向，卻也漸漸扭曲規則，衍生諸多亂象，傷及無辜教師。
濫訴情形有多頻繁？數字會說話。
教育部統計，自2024年4月修法到2025年5月間，全國高中以下學校共有1372件校事會議投訴案，當中受理1124件，受理率破八成。
寧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人？ 寒蟬效應蔓延校園
這些受理案件中，目前已經完成調查的有769件，當中就有382件判定為「不成立」，等於有近半案件連停聘、解聘最基本的門檻都未達到，卻遭檢舉投訴。
此外，有349件、約45％案件祭出懲處；嚴重到停聘、解聘的僅26件，占比約3.4％；另有約1.6％案件不予懲處。
在許多第一線教師眼中，受理率高達82％，最終有近半案件不成立，甚至僅約3％達到停聘、解聘條件，代表學校在源頭篩案機制過於寬鬆，形成「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人」的氛圍。
而許多無辜教師在調查過程不只身心俱疲，影響教學品質和師生互動；這些前例更已在校園形成寒蟬效應，愈來愈多老師為求自保，不願出面輔導或協助學生，教學心態趨向消極。
持平而論，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認為，未達停聘、解聘的投訴案件，不代表案情不嚴重，仍有調查釐清的必要。近一年全國一千多件投訴，對照全國正式及代理教師約23萬人，換算每年約有千分之6的教師接受校事會議調查，啟動頻率不算特別高。
但過程中為何會造成濫訴現象，馮喬蘭也認為，無論是教育部或地方教育局，都必須說明清楚。
實際上，若能透過合理機制，替校方揪出違規教師，各界都樂見其成。但在目前校長握有過大權限的制度之下，卻濫殺了不少無辜教師。
一名南部的國中校長不諱言，校事會議在各校執行情況差異極大。他觀察，有些校長「微罪不舉」，會在源頭篩選不合理的投訴；但也有「見影開槍」的校長，只要學生和家長有任何疑義，動輒就祭出校事會議手段，試圖在第一時間「棄卒保帥」，保全學校聲譽。
他在第一線觀察發現，近年校事會議經常出現兩大樣態，第一是老師和家長教育理念不合，例如教師要求學生完成作業，家長不願配合，會以「霸凌」、「不當管教」等名義投訴；第二種是誤用體罰的概念，有些老師面對青春期、不易管教的學生，很可能因為一次性情緒激動，動作過大、碰觸到學生，就被家長放大檢視，認定是體罰行為。
「以前遇到這些情況，校長出面協調，請雙方當面溝通、道歉就好，但現在不敢這樣處理，很多校長認為走校事會議才能自保。」這名校長也坦言，有時地方教育局處會「主動關切」，也讓校方承受不小壓力。
然而，濫用這套制度，帶來的負面效應超乎預期。他不諱言，許多教師被校事會議調查過，即使最後宣告「無罪」，後續也沒有任何補償，還會造成該師難以取得其他家長和學生的認同，嚴重摧毀師生信任關係，「這對老師才是最嚴重的懲罰。」
修正草案兩大問題待解
校長權限大、第三方機制缺位
台灣教授協會創會祕書長、中興大學資工系退休教授廖宜恩也感嘆，沒有人會反對處理「真正」的不適任教師，「但我們也看到許多投訴不成立的案件，」他坦言，「即使還了清白，但過程中老師早已名譽受損、喪失教學熱情。」
為了弭平校事會議衍生的爭端，2025年11月底，教育部再端出《解聘辦法》修正草案，訂出案件受理機制、案件分流原則，並刪除匿名檢舉。由於這套辦法是教育部依《教師法》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不須經過立法院修法程序，預計在2025年底公告完成修正。
儘管教育部釋出善意，盼能盡速止血，但仔細檢視官方草案，還有兩大問題待解，必須更務實調整。
首先，目前法規沒有具體明定校事會議案件的受理方式，實務上幾乎是校長一人決策。對此，這次修法則研擬，校長應邀請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專業人員進行討論後，舉行無記名投票，過半數同意才能受理案件；且校長僅能表示意見，沒有表決權。
但一名國中校長直言，「雖然校長只擔任主席，但絕對有能力主導會議走向。」就像校內考核會，即使校長不是委員，會議也能貫徹校長意志，更遑論校事會議代表都是校長找來的人選，要遵照校長立場辦案，並非難事。
許多教師和校長都認為，目前的修法方向只是疊床架屋，並未真正對焦學校作為「辦案主導機關」的根本問題。
其實，無論站在保障教師或學生權益的角度，由第三方獨立單位來召開校事會議，公正進行調查審議，最能讓校事案件回歸專業判斷。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點出，校事會議所造成的不當處分，很大部分源自校長的獨斷決定。因此，避免校方的權力濫用，並且確立成案標準，應是這次改革的重點。
「由上級的教育主管機關，例如地方教育局，來決定校事會議投訴是否成案，才有機會解決學校濫權的亂象。」他說。全國教師會理事、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李雅文進一步建議，校事會議的受理及調查，可由地方教育局處組成獨立委員會，其中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專家學者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另外由教育局處一名代表擔任會議主席。至於當事學校則負責列席說明，提供佐證資料。
馮喬蘭也認同，訴諸第三方機制，才能落實公正透明，目前幼教不適任人員已有立法先例，就是由縣市政府邀集各方專家成立委員會及審查小組，調查違法失職人員。
若校事會議由第三方機制受理及調查，法律還應確立該調查報告的具體效力，「決策應該落在第三方單位，而不是又回到學校。」她解釋，當獨立委員會完成調查、做出決議後，該決議應直接生效，學校的考評會或教評會必須依照結果懲處，避免調查報告回到校內，淪為「參考建議」。
民間期待規畫第三方獨立審議機制，有助建立專業客觀的標準，更希望藉此落實案件分流。
「教學不力」界線不清 小案大辦逐漸成為常態
「由教育局處主責，才會真正開始在源頭過濾案件。」李雅文認為，如此一來較能避免學校直接受到外部壓力，摻雜過多人為因素，「像是『老師催功課是教學不力』等隨意指控，就不會被受理。」
此外，這次教育部的草案，也嘗試針對校事會議「小案大辦」的亂象祭出解方。
此次修法明定，若教師行為並非體罰或霸凌、明確違法行為或教學不力等《教師法》所規範情形，校事會議不應受理。另外，若案件樣態屬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下稱《考核辦法》）規範情形，應直接分流給考核會辦理，按照既有獎懲標準處分。
只是，相較體罰和霸凌有相對明確定義，《教師法》所規範的「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涵蓋範圍並不清楚。
儘管教育部2020年曾發出解釋令，指出「教學不力」包含「經常遲到或早退」、「親師溝通不良」、「教學行為失當」、「體罰學生」、「班級經營欠佳」、「違法兼職」等十一項情形，但仍有模糊地帶。李雅文舉例，函釋第6條指的「親師溝通不良，且主要可歸責於教師」，就是最容易造成濫訴的項目。
此外，函釋列舉的11項情形，其中高達8項與《考核辦法》的記過申誡標準直接重疊，例如「體罰學生」、「班級經營不佳」、「教學輔導管教行為失當」等。這些案件究竟要走考核會還是校事會議，修正草案還是沒有說清楚。
長期關注教育議題的國民黨立委柯志恩認為，教育部必須透過修法或更細緻的解釋令，嚴格區分由考核會處理的「教學輔導範疇」，以及由校事會議處理的「教師重大不適任範疇」。
她強調，法規應明確界定，只有涉及學生安全、系統性怠惰、經多次輔導仍無效的嚴重失職，才具備進入校事會議的門檻。透過精準定義行為態樣，才能避免行政權力無限擴大，將輕微教學瑕疵當作解聘教師的依據。
務實來看，法條文字不可能完整界定且窮盡所有可能的行為樣態，但校事會議推行5年多來，已經累積一定案量，中央有必要從中歸納分析，訂出更貼近現實的指引方向。
「像我們這些小案大辦的案例，應該納入教育部的個案研究。」元元認為，教育部必須從目前已累計的重點「冤案」著手分析，才能找到問題根源，並且對症下藥。
馮喬蘭也強調，不管是正確或錯判的案例，教育部都應先分析既有的校事會議案件樣態，才可能討論大案、小案分類的依據，找到未來制度的運作基礎。
兒童受傷與否作為分流依據 教育部應廣納意見 盡善修法
至於如何界定大小案？馮喬蘭認為，可以用「對兒少造成明確身心傷害」為初步標準，「兒童是否直接受害，已經是一條很清楚的界線。」
具體來說，如《教師法》第14、15條所規範的體罰、霸凌、性騷或性侵等情形，就是應送進校事會議的「大案」；至於教學不力函釋裡的「遲到早退」、「班級經營」、「親師溝通」等，較屬於個人操守，應視為「小案」，由考核會處理及輔導。在這樣的分類邏輯下，目前「教學不力」函釋包含的「體罰學生」、「言語羞辱」情形，因為明確傷害兒少身心，就應該獨立出來，專責由校事會議處理。
對此，教育部表示，針對大小案分流機制，2025年10月初已函文各級學校，提醒校方應依法嚴謹執行，避免濫訴。至於案件分流作法、第三方機制等各界意見，教育部仍持續蒐集整理中，後續將視情況調整草案內容。
原本用來淘汰不適任教師、保護學生權益的校事會議，卻在辦案界線模糊、權力過度集中的運作下，逐漸壓垮第一線教師，摧毀教學現場的信任基礎。五年來亂象橫行，教育部應趁這次修法，廣納各方意見，提出更務實的解決之道，才能重建制度的公正性，還給師生理想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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