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中心／高睿鴻報導
為保障底層勞工權益，我國政府於前（2023）年12月底頒布《最低工資法》，依據法規，今（2025）年度「最低工資審議會」即將召開，將討論2026年的基本薪資調整方案。過去9年，台灣的基本工資年年調漲，但如今，產業遭逢地緣政治因素、美國加徵關稅等衝擊，是否將更強烈抵制調薪，引發外界關注。對此，以「台灣勞工陣線」為首的數個勞權組織，則是清楚表態，當前的基本薪資仍有充分調整理由。
勞陣首先指出，台灣目前約有200萬本國受雇勞工，就業保險的投保薪資級距低於3萬300元，佔整體的26%。此外，領取最低工資的新鮮人比例雖有下降，但還是佔據整體的19%，顯示我國的低薪問題仍非常顯著。因此，台灣勞工陣線、台北市產業總工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全國保全產業工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等團體，日前共同主張，最低工資既已立法，就應該以更積極、更前瞻的視野，確實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並展現解決低薪問題的決心。
勞陣提到，2023年終於通過勞工團體倡議已久的《最低工資法》，立法重點之一，就是調整最低工資時，必須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以及國家經濟、國民所得、平均每人所得、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家庭收支、最低生活費…等多項數據指標。
勞陣續指，回顧過去，台灣曾在1997年金融海嘯期間，以經濟不景氣為由，選擇凍漲基本工資。直到2007年，才將月薪從1萬5840元，調帳至1萬7280元；時薪則從66元上升至95元。豈料，之後數年的最低薪資調整，仍是荒腔走板，為了有利企業成長，以壓低薪資作為代價，成為我國長期低薪的重要成因之一。勞陣認為，儘管《最低工資法》立法後，上述荒誕現象有望改善，但仍得持續關注。
勞陣秘書長楊書瑋更直言說，全球經貿環境的不確定性確實提高，但仍不應以關稅為由，當成壓低最低工資調漲的藉口。他認為，台灣近年經濟表現穩健，2024年經濟成長率達4.84%、今年第二季更達8.01%、預估全年成長率也有4.45%。反觀物價部分，雖然通膨率持續低於2%警戒線，但17項重要民生物資的價格，受到天災等因素影響，年增率還是接近1.8%；更重要的是，外食費、房租分別上漲3.48%、2.33%，顯示租屋族、外食族壓力仍大。
楊書瑋因此認為，若一面承認經濟成長亮眼、一面卻用關稅衝擊為理由，進而阻擋勞工調薪，無異是將產業利益，凌駕於廣大勞工的基本生活之上。
更何況，放眼國際世界，因貿易成本及物價波動加劇、直接衝擊勞工實質購買力的狀況，並非台灣獨有。針對此情況，維持勞工實質薪資，以促進國內的內需產業，早已成為多國共識。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澳洲、韓國、日本、菲律賓與越南等國，均已確定在2026年調升最低工資。這些國家普遍將「維持實質購買力」列為政策核心目標，盼能緩解生活成本上升，回應社會對薪資公平的期待。
以日本為例，全國平均最低時薪也從1055日圓、調升至1118日圓，漲幅高達6%。不僅超越2024年度的5%，更創下連續23年調漲的新紀錄。審議委員會更明確表示，此次調整薪資，就是基於物價持續上漲（通膨）而制訂。
另，統計數字也顯示，台灣近年來穩定調升最低工資，也並未出現經濟學者擔憂的企業出走、失業大增等現象。甚至，連理論上最受影響的青年（15至29歲）族群，失業率亦未出現相關影響。並且，對於調薪可能推升物價的質疑，從過去幾年CPI變動數據來看，也無出現明顯因果；反倒是國際能源、原物料、國內租賃成本等，可能才是影響物價的主因。
勞陣續指，台灣近30年前，曾過度迷信降低成本以提高企業獲利；因此，最低工資長期凍漲、或僅能微幅調高。然而相較之下，鄰近的韓國卻在相同時空背景下，即使面臨類似的國際經濟挑戰，仍選擇以調整最低工資，當成刺激就業、內需的有效手段。
據悉，韓國2025年就經由勞資雙方、以及公益委員，首度共同達成協議，明年將最低時薪調升至1萬320韓圜，較今年1萬30韓圜增加290韓圜。以每月總工時209小時計算，月薪近216萬韓圜（約新台幣4萬5900元），展現對勞工合理待遇的重視。
北市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王燕杰則指出，房租已成為許多勞工、尤其是居住都市地區的勞工，相當沉重的負擔。其中，餐飲業服務人員、零售業店員、甚至許多基層行政人員，縱使工作內容繁重，卻領取與高昂房租不成比例的薪水。他認為，這些從業者扣除房租後的可支配所得，可說是微乎其微、難以應付日常開銷，遑論存錢及改善生活品質。
此外，台灣的平均薪資雖看似有所增長，但此數值往往被少數高薪族群拉高，無法真實反映大多數勞工的薪資狀況。他因此認為，調整最低薪資更顯重要。「調升最低薪資，不僅能直接提升基層勞工的購買力、緩解核心通膨與高房租帶來的雙重壓力，更能縮小貧富差距，實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他直言說。
全國保全產業工會理事長林桂茂也支持類似觀點，他以工會關注的保全員為例，直接表示，許多保全員的薪水都跟著最低工資連動；然而，目前的最低工資，根本無法讓1個勞工正常生活，遑論還有家庭得照顧。他更認為，就是因為低薪，導致保全員不斷延長工作時間，每月工作240小時甚至還是最低值；有些人得工作288小時、還有超過300小時的人。他無奈說道，保全不是愛工作，而是薪資這麼低，讓他們不得不這樣賣命。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葉品言同樣認為，低薪、高工時根本是扣連的問題，就是因為長期低薪，讓台灣的高工時問題始終難解。因此，工會也呼籲政府，應提高最低工資，讓尊嚴勞動不只是口號。
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副秘書長張祐嘉也表示，台灣青失業率雖是總體的3倍，但並沒有因為最低工資調漲，而有持續上升趨勢。但他也認為，最低工資調漲，固然能保障依靠打工、或初入職場的青年，但政府更需深入檢視青年長期高失業的原因。
他批評，現行「投資青年就業方案」偏重產業認識與職業準備，卻忽略生涯發展與學用落差問題，導致青年難以發揮所學、順利就業。因此，政府除了保障工資，更應強化就輔員訓練與勞動環境，建立多元友善的職涯輔導機制，協助青年找到合適的發展方向。
總結上述，勞陣重申說，企業團體不斷提及，台灣各行各業都面臨缺工壓力；因此要求引進移工，包含製造業、批發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等。但事實上，這些產業都是台灣著名的低薪產業，而若適度調升最低工資，或許就能留住並吸引更多勞動力投入。
所以勞陣強調，在缺工與物價雙重壓力下，調整最低工資就是穩定勞動市場、保障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措施。目前，台灣各行各業普遍面臨缺工壓力，從製造業、餐飲等服務業，皆出現招工困難的情況；適度調升最低工資，更能改善長期人力不足，對於產業競爭力與服務品質造成的影響。
勞陣也表示，無論股市漲或跌，對領取薪資的一般勞工而言，影響都非常有限。因此，政府現階段最該做的，是讓台灣勞工薪資追上合理、且應有的水準，以確保生活品質。在缺工與物價雙重壓力下，台灣更應該正視調整最低工資的重要性，為勞工打造更有保障的工作環境，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
